蠢蠢欲动的你先跟她来场博物馆之旅吧
文 陈丹燕
十一黄金周马上要到了，估计很多人已经蠢蠢欲动，身未动心先行了。
作家陈丹燕，以写上海闻名，同时也是旅行达人。她有一本书叫《往事住的房间》，专门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比如“我去弗洛伊德的家”“莫扎特写《安魂曲》的地方”“去圣彼得堡看敦煌”……
这个假期，甭管出不出去，那颗想看一看世界的心一定要有。所以，我们追随陈丹燕的文字，先来一段博物馆之旅，跟她一起看看那年那人那事，那段历史。
我去弗洛伊德的家
弗洛伊德家住在维也纳的一条寻常大街上。他家大门的照片被拍成了明信片，我一到他家大门口，就认出来了。这里是他的家、他的诊所，从1891年到1899年，他的《梦的解析》就在这里写完、发表，引起轩然大波，他自己也成了搅动世界的三个著名犹太人之一，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爱因斯坦，还有一个，就是维也纳的面容阴郁的医生，弗洛伊德。
马克思的理论，搅动了我父母的青春时代，而弗洛伊德，则搅动了我的青春时代。像我的父亲常常会考虑剩余价值到底进了谁的钱包一样，有时午夜梦回，我躺在枕上，总是先猜，在刚刚的梦里，有哪些东西暗示着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哪些东西则是因为童年经历带来的创伤。我的丈夫也是在八十年代言必称弗洛伊德的中文系同学，要是他也醒着，我们讨论梦里的事，用的，也都是《梦的解析》里的手段，但是口气里带着一点玩笑，因为我们后来也读到了荣格和范妮的书，他们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是没有弗洛伊德学说的绝对化，他们说的，正是我们心里质疑的，我们也不那么接受把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被压抑的性欲，和被伤害的童年。
然而，弗洛伊德就是弗洛伊德。推开19号公寓的大门，那十九世纪的老公寓有长长的门厅和走廊，还有一个绿树环绕的后院，丁香树还绿着，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会开满白花，熏香整条走廊。当年，多拉、鼠人和狼人，也和我一样，经过老公寓的走廊，上楼，看见后院的丁香树，到弗洛伊德家去，在铺了红毯子的沙发卧榻上，接受催眠术治疗。他们以为因此能治好自己的焦虑和紧张，并不知道从此自己隐秘的心灵世界将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经历让世人知道，在自己意识中的世界以外，自己的心里还有一个黑暗的、无声的、广大的潜意识的世界，那里藏着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而这个自己，也许自己都不忍接受。
弗洛伊德家现在成了故居博物馆，在门厅里可以看到他用过的箱子、手杖和礼帽。在客厅里可以看到他招待心理学界的星期三俱乐部坐的沙发，招待候诊病人喝中国茶的茶几，墙上挂着他喜欢的画，和他与人的合影，他是个蓄着像恩格斯一样的文雅胡子的人。在他的工作室里可以看到他用过的写字桌，桌子上来自中国的小雕像，可以听到他喜欢的法国歌星唱的怨曲。可以看到他的手稿，古典的花体字，用医生最喜欢用的那种蘸水笔，粗细有致地写在发黄的白纸上。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他的雪茄盒子，雪茄是他的命，它帮助他思考，也使他的嘴里生了癌。
那时，为买弗洛伊德的新书，我们学校河边的小书店排了长队。队伍里除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哲学系的、历史系的和外语系的学生。那时，我们的教授里面，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创作现代主义小说的施蛰存，他那时是穿着蓝色中式棉袄罩衫的清瘦老先生，上课时只说唐诗，只字不提弗洛伊德。懵懂的我，只以为他就是个古典文学教授，在他的课上不耐烦地看书、写小说、睡觉、研究弗洛伊德。到他九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一个上午拼足了所有力气告诉我当年他在中美书店买欧洲新出版的书的经历时，我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样的机会。施先生给我看他买过的一瓶法国产的古龙水，已经用完了，或者挥发了，垂垂老矣的施先生在摇动空古龙水瓶子的时候，脸上突然迸发出讲究的都会男子的样子，那一瞬间的神色，很像弗洛伊德身上的维也纳气质。施先生也是喜欢雪茄的人，古龙水没有了，可雪茄一直没有断过。
奥斯威辛之夏
那个一天的奥斯威辛之旅，是由波兰的旅行社组织的，大多数人都是结伴而来的，只有我和另一个从美国来的弗兰克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结了伴。他是个年轻的犹太人，他的爷爷就死在这里，他的爸爸被美国军队从奥斯威辛救了出来。
弗兰克独自站着，紧紧握着手里的一瓶矿泉水。在那个如今开着夏天鲜花的小广场上，能远远地看到原来奥斯威辛死亡营的大门，还有大门上的哨兵塔楼，下面就是生锈了的铁轨，当时这条铁轨连着泛欧的铁路网，现在那是条废弃了多年的铁路，枕木边上开着夏天的野花。可是在战争时期，火车装满了从各国押来的犹太人，一车一车，夜以继日，开往奥斯威辛。
这条繁忙的铁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照片上，在暗夜里像擦亮的锅盖一样闪闪发光，就像电影里看到的一样。犹太人像货物一样一车一车地到了。犹太人带着最后的最要紧最心爱的东西，历尽艰辛没舍得丢掉，他们以为像纳粹说的那样，是给他们一个新的隔离区，可以安家过新生活。他们抱着自己的小婴儿，小小的娃娃一样的孩子穿着有缎带装饰的小蓝色裙子。如今这小裙子还陈列在奥斯威辛纪念馆里。
奥斯威辛死亡营的楼梯和走廊里挤满了参观者，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汗衫的身体温暖地为我挡住了一些墙上悲恸的目光。我尽量走在他们的中央。
在毒气室的外间墙上贴着一张占满了整堵墙的巨型照片，光着头也光着身体的女人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波兰的阳光下，将双手遮在两腿之间排队向门里走去。大多数死在毒气室里的女人都先被剃光了头发。那些金色的头发、棕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头发，有的辫子上还留着蝴蝶结，都留在了奥斯威辛死亡营。党卫军对她们说，剃光她们的头发，是为了防止从各地带传染病来，其实他们是要用这些头发做地毯、织西装的衬里，他们发现，用柔韧的头发织成的衬里，既挺括又跟身体。
在奥斯威辛我看见一匹用头发织成的布，细而整齐的经线和纬线中间，那金色的头发、黑色的头发，仿佛还泛得出光泽。据说把这些头发织成布的，也都是奥斯威辛的犹太人。没来得及织的头发，如今堆满了大半间屋子，像一个山坡。这头发里面也有星星点点的东西，那是女孩子辫子上的缎带。旁边还有一小堆金牙，是从被毒死的犹太人嘴里拔出来的。有人会把那层金子从牙齿上刮下来，将金子再炼成块，做成饰物。所以，死亡营里的犹太手工匠人，是活得最久的。“这下我理解了为什么好些从奥斯威辛出来的老先生、老女士，在安定下来以后就自杀了。”弗兰克说。
头发的旁边，还有山坡一样的老式皮箱、公文包、女用手袋，还有山坡一样的老式的圆眼镜，细细的金属架子向两耳后面弯去。那里还有山坡一样高的鞋子，那个年代的男人的靴子、女人的粗粗的高跟鞋、孩子小小的红色圆头皮鞋，全都穿得破破的了，鞋面上布满的皱褶，鞋头上还有干了的泥水。
我们跟着导游顺着楼梯往地下走，楼上是做各种可怕的人体试验的试验室。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埋起来了，四周的空气正在减少。这时候我们这队战战兢兢往前摸索的队伍里突然蠕动了一下，有人尖叫起来：“让我出去！”
我的整个头皮唰地炸起来，心里只剩下来一句话：“我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