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印记】大连这些秘密地下活动交通站，你知道吗？
天健网消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 毛雪梅）1926年，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建立以后，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不得不建立秘密地下活动交通站。这些交通站以经商、教书、开茶馆为掩护，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比较著名的联络点、交通站有益记笔店、志成书房、德成商店、隆兴茶庄和苦力工人窝棚。
益记笔店
1927年3月中旬，益记笔店开始作为中共大连地下组织的联络站。
益记笔店位于西岗菜市场斜对面，坐西向东开门。左邻是一家钱庄和万和肉店，右邻是一家洋铁铺。对门是估衣铺、永康大药房，所处比较繁华的商业大街上。笔店开业以后，经常有地下党的同志来接头和开碰头会，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以及牛汉臣、王少坡、魏长魁、王立功、李稔年、曲文秀、张启秀、杜继增等先后来过这里。他们以买笔为幌子，或找人、或等人、或两三人在栏柜里外，用很短的时间，汇报情况，了解情况。由于生意不景气，买主稀少，给开小会等创造了条件。1927年7 月，丁子明被捕，供出了邓鹤皋等同志，很多同志被捕，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由于被捕的同志没有供出益记笔店，益记笔店没有暴露，它作为地下党的交通站继续使用。
邓鹤皋被捕后，由韩萍负责大连党的工作。他经常在益记笔店开会，研究工作，安排在大连无法工作的同志去外地，或经哈尔滨去苏联海参崴学习。1927年11月，杜继增来大连接任邓鹤皋的大连地委书记工作。他发现益记笔店已被殖民当局的特务注意，来往接头的同志被盯梢，这个联络点已经很不安全，于是决定益记笔店停业。1928 年3月，联络点停止使用。
志成书房
1931 年春，满洲省委派张洛书来大连接替市委书记童长荣开展党的工作。张洛书化名刘景新。他来连后，先在刘家屯西部一个二楼墙外挂起“志成书房”的牌子。当时，他结识了沙河口商会副会长阎志如，阎帮助张洛书在刘家屯泰山街 249号（现沙河口区民权街161号）三间底楼房设学教书。自此，张洛书以私塾先生为掩护，开展对敌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铁蹄蹂躏了东北，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凡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找出路想办法，抗击日本侵略者。滕开君、桑凤歧、谭云和、袁松岩、张茂相等几个在满洲日日新闻社工作（日文报纸）的青年工人急于增长知识，充实自己，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他们全住在刘家屯，发现了志成书房，和张洛书接触之后，认为他正是理想的老师。于是，他们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在这里学习文化。从此，来书房学习的青年们受到了党的教育。张洛书让青年们讨论时事，还让他们作文表达个人志向，青年们的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张洛书介绍这批青年参加了共产党，由这五名新党员建立了“满洲日日新闻社”支部（以下简称“满日社”支部）,滕开君为支部书记。
1933年的春夏之交，经常有不速之客到书房来，张洛书却认为是“闻名来访”，没有采取转移市委秘密工作机关的措施。1933年党的生日时，张洛书和“满日社”支部的党员到凌水河的凌水寺举行庆祝活动。对于敌人的盯梢和频繁“造访”，张洛书采取“根本不理它”的态度。1933年10月19日早晨，路过志成书房的工人们发现，四折的门被长木板钉死，从木板的缝隙中可以看见，屋内黑板上挂着张洛书夫妇的衣服，气炉被砸碎，炕洞被掏开，书籍纸张散落了满屋…… 直到张洛书被捕，他始终没有把市委机关志成书房迁动一步，把市委暴露在敌特的监视之下。特别是地下党员王德海在奉天被捕入狱后，曾设法给大连窑业支部书记尹茂库送来一封告诫大连党迅速隐蔽的信。尹茂库把信给了张洛书，也没引起张洛书的警惕，终于使志成书房——大连地下党组织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了。
德成商店
德成商店位于西岗富久町131 番地（现大同街）,是胶东区党委大连支部于1941年10月，兑了一个姓李的商人的小门市，作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赵鸿焘当掌柜，改名叫赵恩光。阎芳刚当小伙计，改名阎逢义。另外还有王隆春、于喜春两个伙计。商店经营十几种“配给票”商品，外带卖凉水、开水和小百货。那时附近有一百来户人家，只有这个商店有水龙头，住户们都到这儿买水。
这是一幢坐东朝西的房子，楼下三间房，两间做门面。商店楼上住的是一个刑事，左邻右舍也是“腿子”开的买卖。对面就是日本巡捕大院，环境比较复杂，日本警察、刑事、“腿子”根本不会想到共产党竟能在他们眼皮底下设联络点。当时德成商店有个暗号，掌柜不在时，他的住房四扇窗户就打开一扇；如果掌柜在家，他的住房四扇窗户就全关着。到商店找赵鸿焘的只要看到开着一扇窗就不进去。
日本统治下的大连，日本警宪特和汉奸横行霸道，一般买卖人家如不靠点势力，就难以维持下去。德成商店起初经营十多种配给商品，后因“腿子”常来敲诈勒索，难以应付，就将面碱、烟、面粉等配给商品取消了，只卖蔬菜、小百货、凉水、开水，生计很困难。地下党就派赵鸿诰（赵鸿焘之兄）在西岗博爱市场摆了一个洋服摊，将洋服摊获得的利润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德成商店因此获得资助，得以维持下去。
为了蒙蔽敌人，便于开展工作，商店的“伙计们”设法与有权势的中国人和关东州厅警察官吏结成“磕头兄弟”。大连地下党组织遇到麻烦，便通过这些“磕头兄弟”的关系打通关节。1943 年春，胶东区党委大连党支部书记左友文被小岗子警察署捉去。为了营救左友文，赵鸿焘托中国人蒋振声利用日本人渡边的关系，去小岗子警察署交涉，将左友文作为经济犯罚款后放了出来。这次左友文被捕,由于他的坚强和组织上的及时营救，党组织安然无恙，没有遭到破坏。
隆兴茶庄
1943 年春天，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会大连分会成立，张寿山任主任，姚华芝、宋天鹏任委员。为了在大连长期扎根，解决活动经费，他们筹集资金在马栏屯开办了隆兴茶庄。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抗盟分会逐渐发展壮大，出入茶庄的人也多了，而茶庄附近又住了许多敌人的“腿子”。为防止暴露目标，1943年秋天，趁当时马栏屯有不少人搞建筑的有利条件，在茶庄的后屋建起了建筑工人的住屋。这种住屋建成后，借工人流动性大的特点作掩护，敌人掌握不了实际人数，有些同志来茶庄汇报抗盟会工作，就以经理亲友的名义寄住在这里。同时，用以少报多的办法多领粮食，从而解决了从胶东来连或过路同志的食宿问题。隆兴茶庄除了在传递情报、联络、掩护和指导工作上起到重要作用外，也为更好地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一些方便条件。他们借外出卖茶叶的有利机会，深入大街小巷，广泛接触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并在活动中物色对象，进行考察培养。
到 1945 年苏军进驻大连之前，抗盟分会共建立了 21 个点，发展会员 100 余人，准备发展对象 1000 余人。
苦力工人窝棚
1944 年夏天，中共胶东支部的地下党员到周水子车站开展工作时，发现日本陆军仓库空着一个“苦力工人的窝棚”。党支部认为这是个好工作点，就设法托人把这个窝棚弄到手,并同日本陆军仓库管苦力的大工头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手续。7月，党支部派赵恩光带领党员王洪德、于喜春、刘庆良进入周水子“688”、“401”日本陆军仓库“苦力工人窝棚”。随后，又从“平野”“小西”“洪记”三个果园抽调了十几名群众到窝棚里当工人。
地下党员住进“苦力工人窝棚”后，在邻近几个窝棚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工人开资后，工头趁机在窝棚里设赌局开赌，直到工人输光为止，借以敲诈与剥削工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地下党员通过聊天谈家常，讲“赌博”的害处，进而引申到胶东解放区人民所过的幸福生活，借机宣传党的政策，许多工人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赌博的现象少了，由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派来爪牙监视窝棚。为了迷惑敌人，掩护工作，根据党支部的意见，采取了新的对策，指定几个党员和大工头一起喝酒、赌博，有意识地让他们占便宜。与他们来往多了,敌人渐渐放松了对窝棚的监视。
地下党员在“苦力工人窝棚”中主要是团结教育工人，还通过串门、认老乡、聊天等方式，对当地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有时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从而密切了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支部中的党员成了工人们的主心骨，大多数工人有事都愿意和地下党员商量，党员们也从工人中发现和培养了一些党的积极分子。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从而扩大了组织力量。